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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史学会雪堂研究基地"揭牌仪式 2014年10月16日

旅顺博物馆与罗振玉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学术上他集甲骨金石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农学家、出版家、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历史档案学家、书法家及书法史家于一身,在诸多学术领域中,有着开创之功和奠基之劳,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但是在政治上,他又以清朝遗民自居,追随末代皇帝溥仪,并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长,受人诟病。尽管如此,他对中国古史及传统文化典籍的发现抢救、整理、研究和传播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容否定的。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1866年6月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上虞。他自幼聪慧,熟读经史,很早便打下了坚实的汉学基础。虽然受洋务运动影响,亦为生活所计,31岁时与友人到上海创办农学社和东文学社近10年,奠定了中国近代农业和近代教育的基础,但他一生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古文字和古器物学方面。他19岁时候便撰著了《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两部著作,受到清末国学大师俞曲园的盛赞,从此开启了他一生的治学之路。为便于了解其学术研究范围,现简列其代表著作如下:甲骨学有《殷墟分契前后编》、《殷墟分契考释》,金石学方面有《贞松堂集古遗文》、《三代吉金文存》,汉晋木简有《流沙坠简》,敦煌学有《鸣沙石室遗书》,玺印有《贞松堂所见古玺印集》、《齐鲁封泥集存》,古钱币有《四朝钞币图录》,另外还有《地券征存》、《砖志征存》、《大库史料丛编》,及古史、古陶文和其他杂器整理研究著作达114种之多。
        1928年,罗振玉一家迁居旅顺,1940年在这里病逝,享年74岁。他在旅顺生活了12年,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正是由于罗振玉与旅顺有着特殊关系,因此他旧藏的大量文物存藏在旅顺博物馆。1945年大连解放后,苏军接管了旅大地区。当时苏军征用了他的藏书楼“大云书库”,他旧藏的文物大量流散民间。旅顺博物馆现有罗家旧藏文物,主要是1954年以后,陆续在民间征集和政府有关部门移交。下面分别作一简要介绍:
一、    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旧藏古器物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的考古学的先驱,他继承了产生于宋代的传统金石学,尤其上世纪20年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后,所形成的古器物学,对他影响巨大。正是受到西方考古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注意器物的分类、分期,以及对共存遗物的研究,他的学术实践及学术主张推动了中国近代的考古学的形成。1919年,罗振玉撰写了著名的论文《古器物研究议》,文中将传统金石学定名为古器物学,并将其研究范围分为15个类目:礼器、乐器、车马器、古兵器、度量衡诸器、货泉、符契玺印(含封泥)、服御诸器、明器、古玉、古陶、瓦当墓砖(含墓中壁画)、古器物范、图画刻石、佛教造像等。正是在他这个分类理论的指导下,上述类目均在他的收藏研究范围之内,旅顺博物馆藏罗氏旧藏古器物约3500余件,(不包括甲骨及古籍、档案)现分述如下:
1、礼器,罗振玉收藏研究古代礼器,最初是与他的甲骨文研究相联系的,他是为了研究商代制度与甲骨文的关系,开始搜集与甲骨文共时存在的商代礼器,正是通过比较研究,使他在甲骨文的研究中,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现馆藏礼器主要有:铜鼎、铜爵、铜匜、铜盨、铜敦、铜觚、铜镜、铜觯、铜镞、铜卣、铜甗、铜罍、铜豆、铜盙、铜盉、铜鬲、铜簋等近2百件。
2、乐器,有铜钲、铜钟、铜铎等20余件。
3、车马器,有管辖、车马残件、车轴、铜犁、马辔、铜鞭柄、铜铃、铜镫等9件.
4、古兵器,有铜戈、戚、箭、弩机、镞、剑、戟、矛、火铳、铜斧等200余件。
5、度量衡器,有秦量、秦权、等20余件。
6、货泉,有贝币、刀币、布币、战国古钱、汉五铢钱、崇宁重宝等历代货币、骨币、鱼币、铜钱、外国铜币、日本铝钱、方足布等中外钱币1000余枚。
7.玺印(含封泥),有战国、秦汉玺印、有历代官印、私印、押印,在材料上分铜印、陶印、石印、封泥(150枚)、木印等,大约600余枚。
8、服御诸器,有铜带钩、配饰等20余件。
9、明器,有乐女俑、文官俑、武士佣、陶狗、陶猪、陶龟、三彩釉俑、陶鸡、陶鸽、陶马等50余件。从年代上看有周俑、汉俑、六朝俑、唐俑等,大多在其《古明器图录》中有著录。
(10)古玉,有玉琮、玉戚等10余件。
(11)古陶瓷器,有陶罐、陶尊、陶砚、陶杯、陶钵、五彩瓷罐、青花碗、青花瓷盆、粉彩瓶、青釉碗、黑釉罐、白釉开片碟、元枢府窑印花盘,及陶片、瓷片等近180件。
(12)瓦当墓砖,有半瓦当、关字瓦当、瓦当残片,烈女砖、孝子砖、齐字砖等16件。
(13)古器物范,有铜钱范、石钱范、铜镜范、带钩范、五铢铜钱范、齿轮范、大泉五十钱范、铜饰品范、镞范、卣盖范等10余件。
(14)书画刻石,有马姜墓誌刻石,刻石残片、石雕大象、石柱等180件。罗振玉旧藏中还有大量刻石拓本,约1500余通。包括汉至清代的历代墓志拓本,以及寺庙碑记、题名碑、经幢、石经、墓画像刻石、摩崖、石鼓、石砚等拓本。
本馆藏罗振玉旧藏历代书画作品1百余幅,其中不乏精品。书法作品中有唐人写经、文彭草书札、康熙皇帝书法作品及临书帖、王文治条幅、文云孟行书中堂。刘石庵行书作品等。绘画作品中有元代刘秉谦的竹石图、明蓝瑛的山水长卷、傅山的青绿山水图、陈洪绶人物画、清代王翚的山水、边寿民画册、朱耷松鹿园、高其佩山水、金东山梅花册等等。
另外还有罗振玉友朋书札作品数十通,如与劳乃宣、王国维、宝熙、杨守敬、伯希和诸人的往返书信。
(15)佛教造像,有铜佛像、齐王丰造弥勒像、孟元礼造观音像、百万塔、石刻佛像、石佛头、唐垂拱四年建造佛像座13件。
另外,本馆还藏有罗振玉旧藏玩具、古筷子、写经头竹薕、古墨、鼻烟壶、古匕、木雕、等杂器600余件。
        罗振玉旧藏古器物具有较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其所藏青铜器,大多带有铭文,为研究商周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本馆藏东周时期吴国所铸冉钲,有铭文达90字之多,罗振玉对冉钲的铭文十分重视,此钲一直带在身边,迁居旅顺之后便着手进行研究。1930年将释文收在《贞松堂集古遗文》一书中,1931年在《古器物识小录》中对铭文作了进一步考证,指出“两面各有文字九行,行五字,字多剥蚀,而中间有‘铸此钲铁’四字,则均可辨。”应该说这是青铜器中最早出现“铁”字的铭文,无论是否与我们今天的概念一致,但“铁”字在这时的使用都值得认真研究。再如所藏西周穆王时期的吕鼎,之前不见各家著录,内壁有铭文“王赐吕鬯三卣卅朋”等44字,记载周王祭祀、宴请宾客,赏赐吕姓大臣酒和贝的事。在目前所见周代青铜器物中,尚未见有高出三卣酒和卅朋贝这样大额赏赐的记载,可知这位吕大臣应是周早期的一位重臣,因此该铭文对研究周的历史,有重要史料价值。
罗振玉在《古器物研究议》中,开列“明器”一项,首次将明器列入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明器作为随葬用品,以往人们从不碰它,更无人研究收藏。应该说是罗振玉受近代的考古学的影响,第一个认识到明器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学者。1907年他在北京偶然发现购买了两个出自中州的古俑,自此开始大量收集,并编著了《古明器图录》一书,开启了古明器的研究,被著名学者董作宾列为“其于学术贡献最大”的五个方面之一。本馆现存明器多数在前书中有著录,如文官俑、武士俑都是古代明器中的精品,对研究古代墓葬制度,社会风俗及工艺水平,都有一定参考意义。
玺印的收藏是罗氏旧藏中的一大特点,本馆现藏包括封泥及历代官印共600余枚。罗振玉对玺印的注重,除了青年时有刻印的爱好,作为临习之用外,主要是随着他对古玺印的研究不断深入,认识到其对史学研究的价值,正如他在《古器物研究议》中指出:“玺印之学有裨考古甚巨。”把玺印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完全是近代的考古学的观念,大大超越了传统金石学“但为谱录”的局限。正是在全新的学术观念指导下,罗振玉收藏了大量古玺印,并出版了《齐鲁封泥集存》、《赫连泉馆古印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等众多印本,为古代历史研究提供珍贵史料。
        旅顺博物馆所藏罗振玉亲友往来书信,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学术等各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因为书信往来者均为近代学术文化的巨匠,有的本身就是书法大家,因此多为极具书法研究价值的珍品。另外,本馆所藏罗振玉旧藏历代碑帖拓片不仅数量大,而且多为清以前旧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罗振玉自16岁开始校对碑帖,17岁开始收藏历代墓志拓本,并用碑刻资料考订经史,19岁撰著了《读碑小笺》等著作,开启了他终其一生的碑帖收集、整理、研究、传播的历程,他编著的大量碑学著作便是最好的证明。从1884年19岁时辑《淮安金石仅存录》、著《读碑小笺》,到撰写《补寰宇访碑录刊谬》、《碑别字补》、《唐风楼藏墓志目录》、《西陲石刻录》、《石鼓文考释》、《六朝墓志菁英》、《汉石经残字集录》等有关碑刻研究著作数十种,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39年)还出版了《汉晋至隋唐墓志目》和《五代宋元以来墓志目》两部著作。可以说碑刻的研究、传播是贯穿他一生的事业,他是近代碑刻研究的集大成者。从本馆所藏碑刻拓本来看,内容丰实、拓本精良,多是历代碑刻精品。如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明拓唐雁塔圣教序、明拓颜氏家庙碑、明拓唐故乙速孤神道碑等数十种,不少拓本上有罗振玉等收藏者题跋。
二、罗振玉旧藏甲骨卜辞
        罗振玉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贡献,学界公认是在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传播上。唐兰先生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文中指出,“四堂”在甲骨学史上不同时期的贡献,充分肯定了罗振玉对甲骨学的奠基之功。
        郭沫若先生则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进一步指出:“甲骨自出土之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
        1899年甲骨文被清代学者王懿荣发现,1901年他在友人家第一次看到甲骨时,令他震惊,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甲骨文的价值,叹道“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相异,故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泄共密。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我之责也”。(见《殷墟书契前篇》序)于是在他的怂恿和帮助下,刘鹗于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并为之作序,应该说自罗振玉1901年见到甲骨文,便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搜集和传播。尤其1907年他进入清朝学部后,有机会更多的接触甲骨文拓本,不断地寻绎其义。为了更多地掌握甲骨文的第一手材料,当他发现并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阳小屯(商代晚期都城)附近后,便于1909年和1910年两次派其弟罗振常亲去收集甲骨,共得甲骨3万余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前提下,罗振玉先后编订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篇》、《殷墟出契后篇》、《殷墟出契菁华》、《铁云藏龟之馀》等,并撰写了《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等划时代的著作,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学科基础。
        罗振玉自1908年开始收集甲骨,是自王懿荣、刘鹗之后收集时间最长而且所获最多的甲骨收藏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所藏甲骨已分散各处,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附录作了介绍,为了方便比较,摘引如下:“罗氏所有甲骨,当他在日本时,曾有一部分流散出去。其他大部分存在大连,也有售出的。今据所知,约略记其今存的部分如下:北京图书馆462片,山东文管会1309片(注,现归山东省博物馆,应是1219片),北京大学购自罗福颐200片,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28片,东京帝国大学15片,故宫博物院一小盒,东北博物馆菁华大骨之一,北京历史博物馆菁华大骨之一,考古研究所菁华大骨之二,又另一大骨。罗氏所印《前、后》、《菁》三书,大部分是他自己的甲骨,此三书共著录3400片,其中仅有二千多片是他自己的,大约皆在国内,至于经他售出的小片,因未曾著录,无从查考”。(见该书651页)
        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一书出版于1956年7月,之前也曾为此书的写作来旅顺博物馆调查过有关罗藏甲骨情况。该书中所列图版第20,即为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当为那时所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陈先生书中所统计罗振玉散在各地的甲骨文仅2000余片,(不包括在日本售出及小片未登记的)认为其剩下甲骨“大部分存在大连,也有出售的”。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文主要是1955年前后,从旅顺铁山镇农民刁万柱、唐丽兰、周士显等人手中征集,另外是1958年前后旅顺登丰街道及旅顺供销社等单位拨交来的。从我馆文物账来看,共有甲骨2250片,其中龟骨1001片,牛骨等1249片。另外有未入文物账的无字小片骨及疑为赝品的近50片。如此看来,罗振玉所藏甲骨大部分在大连的说法不一定准确。再者,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附录中统计国内外甲骨收藏情况时,统计旅顺博物馆藏甲骨为1500片,与我馆实际藏品少了1000片。同一附录中还著录日本岩间德也藏甲骨1片,由于该片甲骨现已在旅顺博物馆,编号为9.30,岩间氏已不存该甲骨。陈先生此处是依据郭沫若先生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一书著录,不知该片甲骨已经由旅顺博物馆收藏。
        旅顺博物馆现藏甲骨为罗振玉早期在安阳小屯搜集,当是国内现存甲骨精品,如馆藏文物编号为9.30的缀合大骨,长20.45厘米,宽10.65厘米,虽部分残缺,但仍保存近2百余字,通过对该版卜辞的分析,应是第五期商王帝辛田游卜辞。从其命辞看,所卜内容主要是商纣王去殷墟附近东南地区的宫、      、    等地方田游,卜问有无災祸。从所卜时间来看,全龟所记当在两个月左右。如左列有两段卜辞:“戊辰卜,贞王    于      ,往来无災。”“丁未卜,在      贞王于丁入大邑商,无      。”戊辰出发时卜,到丁未回来时再卜,大约相距40天。作为君王不问政事,耽于逸乐,田游竟达40日不归,也是导致被周所灭的原因之一。所以,周灭商后,周公劝诫成王引以为戒,《尚书。无逸篇》据说就是周公的诫辞。所以说此版甲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外,此版刻辞比罗氏在《殷墟书契菁华》中著录的第一版“甲骨之王“刻的文字还多,其价值自不待言。从文字上看,该版体现了五期卜辞字体结构严谨、镌刻精细的特点。
        旅顺博物馆藏甲骨时间跨度较长,包括商代后期从武丁到帝辛,7世9王2百多年五个时期的卜辞,所涉及内容为祭祀、征伐、田游、世系、天象等。有部分收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的《甲骨文合集》一书,胡厚宣、陈梦家、李学勤、罗琨等著名甲骨文专家都曾来馆考察,对馆藏甲骨文进行了初步鉴定,有待我们进一步整理。
三、罗振玉旧藏请内阁大大库档案
        旅顺博物馆藏清内阁大库档案,系罗振玉旧藏。提到清内阁大库档案,人们自然会想到上世纪20年代发生的“八千麻袋”事件。
        1909年,清内阁大库失修,库藏明清档案及珍贵秘籍面临被毁的危险。管理学部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之洞提出,将大库的善本书设立学部的国文管保存。而大库的档案经内阁会议,概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在接收图书时,看到这批档案,随便抽出两件,发现是极珍贵的史料,便急请张之洞将这些档案放学部保管,得到批准后,遂把这批档案先后放置在学部大堂后楼和国子监孔庙敬一亭。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国子监设立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保管这批档案。由于财政上的困难,1922年春,历史博物馆除留少部分外,将其余档案装了八千麻袋,计15万斤,作价4千元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该店打包准备将档案运到定兴、唐山两处造纸厂化浆造纸。在此过程中,有人从中取出一些在北京市场出售。恰巧时住天津的罗振玉到北京办事,看到市上卖洪畴掏帖和高丽国王贡物表及其他档案,断定是大库史料便买了下来。随即与朋友金梁找到同懋增纸店,以高价买下所有档案。(一说是13000元,罗振玉在给法国学者伯希和的信中说是20000元)罗振玉曾对部分档案进行了整理,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但如此众多的档案整理,不是个人能力可胜任的。罗振玉将大部分档案卖给了藏书家李盛铎,李盛铎又将大部分转售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罗振玉举家从天津迁往旅顺,也将保存在天津的档案带到了旅顺。1933年秋,在旅顺设“库籍整理处”进行整理。关于整理的资金来源以及整理后档案的去向,时任整理处副处长的何益三在《大库旧档整理处缘起》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本处现所有之旧档,乃罗氏将所得转让于李氏(李盛铎)后,又于京津陆续收得者,凡约数万斤。罗氏由津几费周折又将其移诸旅顺,逮满洲建国,日本水野梅晓及松奇鹤雄二氏,商请罗氏,谓所藏史料能否由日本及满洲国共出公帑整理之。罗氏以学术乃天下之公,慨然允诺,且谓档案杂蹂,必须就近整理,将来编目毕事,即将原件捐满洲国,由国家保存焉。议定于大同二年夏,罗氏乃奏陈执政,暂借旧肃亲王府楼上为办事处,并定名为“大库旧档整理处”。该何益三手稿帮助我们弄清了罗振玉带到旅顺这批档案的基本情况,及整理资金来源和这批档案的最后去向。通过这个手稿,我们看到罗振玉整理档案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就近整理”,目的是防止档案再次散佚;二是编目后将原件捐满洲国,由国家保存。这里的“国家”指伪满洲国,反映了罗氏对大清皇帝的愚忠,但客观上证明他希望这批档案由公家保存的愿望。目前旅顺博物馆所存内阁大库档案,就是1936年整理工作完成后,罗氏将大部分捐给刚成立的“国立奉天博物馆”后留下的一小部分。旅顺博物馆收藏约230件册,大致内容如下:
1.          满文老档。
2.          奏本,如乾隆朝奏稿底档,及崇德八年祖大寿奏本与吴三桂往来文件等。
3.          黄册,如礼部都造汉官品级考黄册、光禄寺造内用钱粮黄册(包括工部、太常寺、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漕运总督、广西桂林府等处黄册)。
4.          官员名册,如顺治四川布政使造报官员名册。
5.          题本,如礼部为王懿修请谥题本等。
6.          塘报,如顺治吴军道塘报等。
7.          揭帖,如乾隆镇海将军揭帖等。
8.          外番进贡,如明嘉靖暹罗国王郑华进贡物表,及请崇德、雍正、乾隆、道光、光绪诸朝朝鲜国王贡物表等。
9.          殿试卷,有清顺治、雍正、嘉庆、道光诸朝殿试卷。
10.                            家谱,有镶黄旗满洲钮钴禄氏弘毅公家谱等。
11.                            敕谕,如明谕琉球国王敕。
12.                            起居注,有康熙19年至24年起居注。
13.                            密本档,如顺治朝兵科密本档。
14.                            地亩册,如雍正朝巨流河驿地亩旗界村名细册等。
15.                            贺表,如朝鲜国王贺表及道光4年林则徐元旦贺表等。
16.                            诰命,如清乾隆朝王士任之妻诰命等。
17.                            布告,如嘉庆年布告。
18.                            咨文,如乾隆朝福建巡抚咨文。
19.                            移会,如乾隆二年吏部验封司移会等。
20.                            金榜。如清乾隆朝金榜等。
21.                            契约,如乾隆三十年猪圈子三井金世彪典契等。
22.                            考绩,如乾隆四路武举功过清单等。
23.                            实录,有明熹宗实录。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档案是罗振玉将所抢救的大库档案经过转让、捐赠后,最终留在身边的,其价值可以想见。上文我们提到导致罗氏第二次抢救这批已被送到造纸厂做“还魂纸”的档案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市场上买到“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文献,现在这些珍贵的档案就保存在旅顺博物馆。虽然数量不多,但史料价值不容忽视。内容涉及自明隆庆年至清光绪年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文献,对研究明清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自清崇德四年至光绪年间的朝鲜国王来书及贡物表,对研究中国和朝鲜关系史,是第一手资料。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明谕琉球国王敕”,清楚地记载了在明朝时期,琉球就是中国藩属国这一历史事实。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上述内阁大库档案史料,大部分没有出版,可为学界提供明清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四.罗振玉旧藏古籍图书
        罗振玉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近代有名的藏书家。1928年迁居旅顺之后,也带来了他的全部藏书,由于书多无处存放,便向当局申请买地建筑书库,于是在旅顺洞庭街修建了颇负盛名的大云书库。据王国维《库书楼记》一文介绍,大云书库始建于日本,因藏有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而得名,从日本回国后,将大云书库藏书搬到天津,最后移到旅顺。正是由于罗振玉是一位大学者,因此决定了他的收藏更注重书的史料价值,而不十分计较版本年代是否久远。当然,其中亦不乏珍本秘籍。罗氏大云书库藏书共计十余万册,四部图书皆备,尤其注重历史和小学方面的书籍,这与他研究的方向有关。1945年,苏军接管大连期间,由于苏军征用大云书库,其藏书搬出后散佚了一部分,大部分图书存放在旅顺一废庙里,旅大关东公署成立后,又将图书转运到大连,人民政府文化部门邀请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先生对这批图书进行了整理。1948年,图书整理完毕后,罗继祖与堂弟罗承祖受祖母命,将全部藏书捐给了国家。一部分善本书调到辽宁省图书馆,其余8万册古籍存放在大连市图书馆。旅顺博物馆目前所存罗氏旧藏古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1951年由大连劳动人民历史文化陈列所连同部分档案一同移交来的,二是大连图书馆移交,三是从当地老百姓手中收购或得自捐赠。总数达1200种,4000余册。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即罗氏收藏历代古籍(刊本、写本及稿本),罗振玉刊印图书及罗振玉著作手稿。下面分别作一概述:
(一)历代刊本古籍
        旅顺博物馆收藏罗氏旧藏历代古籍内容丰实,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也有研究价值。
        经部中如明永乐年间刻本《尔雅》,清姚义田撰《说文解字考异》稿本,及清代著名训诂学家郝懿行撰《尔雅义疏》稿本等珍籍,不仅有着重要的版本价值,而且对学术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如《尔雅义疏》,该书尤为珍贵的是,书中帖有一百二十多条由清代训诂学大师王念孙撰写的校改意见题签。《尔雅义疏》有两个版本传世,一为删改本,一为所谓足本,足本比删改本多出近四分之一的内容。对于谁删节了这部分内容,清末学术界众说不一,如宋翔凤在清咸丰六年出版的《尔雅义疏》序中介绍:“或云删去之文出高邮王石渠先生手,或云他人所删,而嫁名于王”。罗振玉旧藏《尔雅义疏》揭开了谜底,删节者确为王念政孙。人们可以通过书中所帖题签上撰写的校改意见,研究所删内容是否适当。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题签,我们可以看到清末两位学术大师在学术上的交流,一个虚心请教,一个坦诚删改。在《尔雅义疏》删改本出版时,郝懿行尚在世。他去世后,其亲友才出版了“足本”。所以该稿本对近代学术史研究意义非凡。
        史部中如明朝天启年的《熹宗宝训》、《熹宗实录》写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明代毛氏汲古阁刊《十七史》,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向为学界所重。尤为珍贵的是罗氏旧藏清乾隆时《国朝图绘小传》稿本,记清朝宗室事,不见各家著录,当为海内孤本。值得注意的是,该本钤有“曾在吴石云处”及“上虞罗氏大云书库藏书识”等六枚图书印章,对研究该书的流传有着重要价值。另外,明刻本《博古图》,《汉魏别解》及明清递修监本《三国志》等均有较高的版本价值。
        子部中有宋刊佛经《毗卢大藏》及元刊《碛砂藏》零种等名刊,是佛教文献研究的珍贵史料。子部中还有众多的明刻本珍籍,如《程氏演繁录》、《释迦如来成道记》、《诸子汇函》等,标明罗振玉旧藏版本的精良。
        集部中有元刊本《太平金镜策》,是元代政治家赵元麟论文的汇编,内容涉及田制、农桑、赋役、户籍、军事等诸方面,对研究元代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罗氏旧藏中还有部分历代传统小说,如明刻本《世说新语》,该书是翻刻宋刊三卷本,为现存《世说新语》最好的版本。明清小说中如贯华堂刊本金圣叹《第六才子书》、清刻花书屋印四桥居士评点《新镌快心编全传》、清植桂堂刻本风月主人撰《人中画》,均是该小说的初刻本,极具版本价值。
        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旧藏古籍中,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很多书上留下了罗氏等收藏者及借阅者的题跋,或言版本考订,或记藏书流传,为后人对该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如元代初刻明代重修的《春秋属辞》,有罗振玉题跋云:“元代经生至罕,故说经之书传世者甚稀。赵东山弥于春秋学,所著诸书尤以属辞为精审。次元刻本,卷末有前乡贡进士池州路儒学学正朱升校正,学生倪尚谊校注,金居敬复校款三行。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谓海南商塾刻本,每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七字,颇精雅。光绪戊申正月上虞罗振玉题记。”该书同时还有罗振玉之弟罗振常的题跋:“瞿氏书目谓此书刊于海宁商山义塾,怡至正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刻成。此本未见义塾字及刊刻年。考瞿本尚有黄伦题及江文程跋,此本全无。瞿氏所校或在题跋中也。金居敬尚校刊赵氏左传补,作春秋师说二种,则毕刻于洪武中。盖三种结续付刊,由元末刻至明初,如属辞固犹是元刊也。瞿本为弘治中补修,此则元刊初印,固自可贵。罗振常观并记。”罗氏兄弟的题跋,不仅指出了元代学者撰“说经之书”稀少的历史情况,《属辞》一书出自元人手笔自当珍视,同时对《属辞》一书版本的研讨很有参考价值。另外,在同一种书中,有罗氏兄弟同时做题跋的,此书当为仅见。再如明永乐年间刻本《尔雅》,卷末有罗振玉跋,其后另有一跋尤为引人注目,跋云:“戊午季秋海宁王国维借校一过,此本出北宋小字本与元大德年平水本尤近。霜降日记。”这短短的几十个字,不仅介绍了该书版本的源流及其价值,而且也传达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些信息。“戊午”年时公元1918年,1911年罗振玉与王国维两家侨居日本京都,王国维受罗振玉的影响,从文学史研究转向古史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16年王国维回国,继续古史研究。虽然远隔重洋,但学术交往不断,透过这则题跋我们也可窥见二君相与治学的一个侧面。
(二)罗振玉刊印的图书
        罗振玉在搜集、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在近代学术史上称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
        1928年罗振玉在《雪堂校刊群书目录》跋中曰:“不侫夙抱传古之志,凡古人著录未及旧刊罕传者,尝欲鸠合同志,创流通古书之会,以刊传之。故数十年来,同好聚合不常,益以世变,此愿竟不获偿。辛亥以后,素居无俚,万事无可为,乃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十余年间,得书二百五十种,意所欲刊者,尚未及半,而资力已竭矣。”虽然罗氏在刊布古文献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但从未中断,成绩惊人。据1934年(甲戌)墨绿尝编《贞松堂校刊书目题解》著录了他刊布的各种书籍已达282种之多。其中即有其校勘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单本著作,也有《玉简斋丛书》这样卷帙较大的丛刊。在刊印古籍中,罗振玉注重的是流散在外而国内罕见的珍籍。1911罗振玉侨居日本后,至1918年归国前,是他刊印古籍收获最大的时期。一是刊印敦煌遗书。自1909年罗振玉等人在北京与法国学者伯希和会面后,便请求伯希和将劫掠走的我国敦煌遗书照片十余种寄来,经整理后刊印。到日本后,他们在搜集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刊印,先后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6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等,这些图书的出版,为中国敦煌学奠定了基础。二是在日本刊布发现的古本珍籍。如1916年影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现的《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影印在日本发现的《古写本史记残卷》、《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等,罗氏所印不少古写本在中土已经失传。三是刊印自存或收集到的甲骨金石拓本。如《殷墟书契前编》(1912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及《古镜图录》、《邺下冢墓遗文》、《殷墟古器物图录》等。四是自著的刊印,如《殷墟书契考释》、《石鼓文考释》、《高昌麴氏谱系》、《万年少(寿祺)年谱》等。对于罗振玉在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传播上的贡献,古文献学家张舜徽教授在《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文中称赞道:“在中国社会里,从来喜欢藏书的,未必能读,能读书的,未必能下手做系统的研究工作,卓然有所发明,即使兼有数者之长,又未必能以私人财力印布书籍,留待后人整理。罗氏一生在这些方面都做了不少工夫,成为我国近代卓有功绩的史料搜讨者与传播者。”现在他所刊布的图书,旅顺博物馆均有收藏。
(三)罗振玉著作手稿
        旅顺博物馆珍藏了罗振玉著作手稿近70种,如《永丰乡人续稿》、《辽海续吟》、《金石萃编补正》等著作,久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也有其早期编译的《佛朗西国》及《东洋二国》等著作不为人们所熟悉。罗振玉著作手稿对研究其学术方法及校勘其已出版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依据。由于罗振玉手稿喜欢用行草书写,因此在出版打印时,抄写者认不准罗氏草书,有的未经罗氏校阅,错误之处实多。另外,由于种种原因,罗氏有的著作未及出版,有的论文未及收录集中,均是研究罗氏学术的重要文献。鉴于罗振玉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是对甲骨文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传播,在此简要介绍二部相关手稿。
        一是《置杖录》稿本,该书作于1900年,止于1901年,主要收录了这两年中作者所得所见金石书画及考证的札记。本馆藏该手稿比收入1947年出版的《贞松老人遗稿丙集》的版本多出近三十余条。该稿本的价值不仅可以校正刊本的讹误,同时对探讨罗振玉早期甲骨文研究,及甲骨学前10年史意义重大。以往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在甲骨学前10年中,罗振玉没有参与甲骨文研究,几成定论。我们如果细读馆藏《置杖录》手稿,就会发现其中有数条研究甲骨文的札记,可以说是甲骨文研究最早的论文。在这些札记中,已经初步形成了罗振玉以甲骨论史、考究文字源流、探索卜法的基本思想,与1910年撰写的《殷商贞卜文字考》,1914年撰写1915年出版的《殷墟书契考释》一脉相承,只是在不断修正完善而已。另外,撰述于1913年的《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对了解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一书的写作,是第一手资料。大家知道,1914年罗振玉完成《殷墟书契考释》这部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制后,由于该书初印本是由王国维代抄影印,于是便有了该书是王著罗买著作权,以及罗王合作的传言。尽管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中,通过自己1951年在罗振玉四子之手买到《考释》原稿本,证明了此书确系罗氏独立的学术成果,但仍有人存有疑问。通过仔细研究这部作于1913年的《读贞卜文字札记》,我们认为该书正是《考释》一书写作前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对书中要写的主要内容的简要提示。不仅可以作为陈梦家先生前论的注脚,同时也为后人了解罗振玉《考释》一书的写作过程,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罗振玉文物收藏的主要单位,旅顺博物馆一直注重其散佚民间文物的发现及收集,2010年本馆又征集了包括罗振玉自刻印章、书法及旧藏文物70余件。
作者: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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